奕?觉得虽然耆英擅自回京是错误的，但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确实已无法与夷人进行谈判，而且既然有崇纶的先例就不应该定位死罪。

    但是咸丰已经定下“死罪”的基调，所以他只能在尝试在减刑上做文章，主张绞监测候，定为绞监候，就是给耆英留有一线生机。

    奕?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初就不应该重新启用耆英，这是用人不当，并不只是耆英个人的问题。

    但是咸丰宠信的权臣，理藩院尚书肃顺却上疏公开反对奕?的意见，他在奏折中提到：如果不立即正法，仅仅判绞监候，然后再减刑免去死刑，让他得以苟延残喘余生。如果不幸的病身亡，然后得意保全名声，那么国法以后如何伸张，百官效仿就达不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况且现在全国还有不少办理夷务的官员，如果他们相继效仿，畏敌潜回，这种风气一打开后面就很难抑制了。

    咸丰皇帝把奕?和肃顺关于耆英量刑的奏折交给大臣们讨论，大部分官员同意肃顺的意见，主张严惩耆英，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主战派，连偏向于主和的权臣肃顺都主战严惩，他们没有理由同意恭亲王的意见。

    有御史参奏道：“耆英原本就是带罪之身，皇上圣明重新提拔重用，原本希望他通过自己与夷人办事的经验，对议和有帮助。而且耆英在离京时，当着皇上的面许下诺言，一定力排其难，看臣如何扭转乾坤，看起来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看大臣们都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后，咸丰皇帝说到：“朕用耆英不谓不专，保全之恩，不可谓不厚。在他离京时朕反复跟他强调，不用全部都附和桂良等人的意见，不用缚手缚脚，灵活的使用谈判策略。桂良等上奏耆英已回京，朕以为耆英不会不知道无诏不能回京的规定，可能是在谈判时受到桂良、花沙纳的掣肘。特地下旨让他留在天津自己想办法。”

    说到这里咸丰皇帝越说越激动：“如果耆英良心还在怎么会不竭尽全力，被夷人拒绝拜访后就擅自回京，借口面陈机要。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单独上密奏说明，又借口说难于形诸笔墨，为什么接留天津的圣旨后又匆忙回京，屡次三番渎职，……”

    “朕这几天仔细斟酌，想批准恭亲王所拟免耆英一死，但是这样子影响不好，特地在这里给予否决，但是又不忍弃之于市，不得不想一个让情法两全其美的办法。著派左宗正仁寿、在宗人绵勋、刑部尚书麟魁、立即前往宗人府牢房，让耆英看朕朱谕，另其自尽，以示朕饬纪加恩之至意。”

    最后咸丰皇帝下旨：“此次朕任用耆英，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对议和有所帮助，虽然是惠亲王、怡亲王、郑亲王等人保奏，但实际上都是朕的决定，朕无先见之明，羞愧难当。但是诸王公大臣也有用人不察的责任，如果不给予惩罚，恐怕难以服众。著惠亲王毋庸管理中正殿雍和宫事务，载垣、端华、均著开领侍卫内大臣缺，与惠亲王、一并交宗人府议处。彭蕴章、柏葰、穆荫、杜翰、均著交部议处。”

    奕诉主张将者英从轻处以绞监候，并不是袒护耆英，而是鉴于朝廷内人事关系的新变化。他知道，三年前在他被勒令回上书房期间，咸丰帝的近臣空间已被载垣、端华和肃顺占领了。

    而此次起用耆英恰恰是载垣、端华和惠亲王绵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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