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在社会上没有佛教那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佛教和道教，在传授弟子上巨大的风格差异所导致的。

    其实佛教当年在印度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因为太过于注重理论和法义研究，而忽略了信众们的宗教诉求。其实大部分的信众，宗教的心理诉求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依靠，而不是一定要追求所谓的真理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有庄严神圣的宗教仪轨，让信众们可以通过仪轨获得心灵上的抚慰，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佛教在我们华夏得到了广泛弘传，主要就是佛教在华夏发生了演变。那就是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大乘佛法的诞生，大乘佛法首先降低了证悟的门槛，不象南传佛教那样必须出家专修才可以证悟。大乘的精神就是在家居士，通过实践世尊的教诫照样可以证悟究竟实相，后来大乘的禅宗更是崇尚顿悟法门，讲究当下即是。”蓝鹤接着说道。

    明宽听着蓝鹤的分析，忽然心有所悟，马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道：“师兄，你刚才的分析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当年季羡林先生曾经对佛门的演变，分析得跟你的观念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季先生在他的书中，主要论述的观点就是佛教的演变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比方说原始佛教成佛的门槛是非常高的，需要出家专修，同时要经过累世修行才有可能圆满成佛。这种教理教义，是与社会生产力相矛盾的。如果大家都是出家修行，那么谁来从事生产呢？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才出现了后来的大乘佛教，也就是居士佛教。大乘佛教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降低了成佛的门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只有地藏王菩萨现的是比丘相，而剩下的三位大菩萨示现的都是在家居士相。大乘佛教相对原始佛教，最大的改革就是居士通过如法修行，照样可以圆成佛果，究竟成佛。

    既然成佛与出家与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大乘佛教很好的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当然大乘佛教后期的禅宗，更是讲究的顿悟之法，这再次降低了成佛的门槛。可以说禅宗是佛教历史上，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上的创新。

    因为这种创新，彻底解决了佛教修行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后期禅宗反复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耕禅风，更是进一步体现了禅宗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

    “没错！《季羡林谈佛》这本书里，最重要的就是论述了生产力与宗教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季先生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其论述佛教演变的观点，从他的角度上认为是客观如实的。可是佛教作为一门，需要实修实证的解脱法门。光是有闻思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实修实证上的修验，其发表的观点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蓝鹤客观的说道。

    “师兄，你在读书的时候，确实有着非常客观的思辨能力。听你这样一分析，我觉得季先生的这种观点，确实算是一家之言吧！其实佛教的闻思修证四种智慧，需要有全面的修证，才能真正具备圆融无碍的智慧。”明宽深有感悟的说道。

    “没错！佛教信众虽多，但是真实用功修行的人却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为了求保佑，求加持而来。以与神佛交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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