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开始，作为农业立国的王朝，“重农抑商”几乎是每一个时代的基本国策，大唐了不例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文明，吃饱饭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作为掌权者，他们会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如何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

    至于商业，很多时候，不但是掌权者，甚至社会统治阶层普遍认为，商业就是不劳而获，是投机取巧，于国与朝廷是无意义的，于是乎从三郎陛下到文武百官几乎都认为商贾就是一群不实际产生价值，只是靠着投机取巧，囤积居奇而谋取财富的的人群。

    士农工商，商贾的地位是最低的，最不被人看的起的！

    作为后世人，冯元一当然知道商业的重要性。

    农业固然重要，但是想要社会繁荣，国家强盛，就少不得商业的发展，而在这个时代想要发展商业，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改变三郎陛下与文武百官们对商业的认识，这一点极为重要。

    洛阳的变化，三郎陛下自然是看在眼里，而相比长安而言，洛阳的经济似乎更为繁荣，而造成这一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洛阳的商业环境比长安要好。

    而洛阳的商业发展，除了给朝廷带来了丰富的税收之外，也带来了一个繁荣的洛阳城，至于三郎陛下与宰相们担心的，商人逐利，扰乱了社会的稳定之事，似乎并没有发生，甚至洛阳周边的农户们还因为洛阳商业经济的繁荣，受益不少，毕竟他们种植的一些东西可以随时运到洛阳，并且以一个好的价格出售出去，进而换取钱财，而有了钱财他们又可以购买一些土地里长不出来的东西，进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农业与商业，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存在，离开了农业，商业就失去了基础，因为这个时代的商业，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农产品的基础上的，没有了农业生产，商业就是无根之水。

    同样的，没有了商业的繁荣，农业也紧紧是成为了百姓们吃饱饭的保证，至于“衣食住行”里的“衣、住、行”，似乎就会变得极为匮乏。

    没有商业的发展，农户们不可能都拿着农产品去交换其他的生活所需，只有借助商贾的手，把自己手中多余的农产品卖出去，换来了钱财，然后再买进自己需要的其他东西。

    商贾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纽带的作用，沟通南北东西，使得全国各地的商品能够流动起来，住在长安洛阳，能够吃到岭南的香蕉，能够尝到海中的出产的海鲜。

    这些只是初级的商业模型，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贾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需求，于是乎，他会集合各方面的资源，生产处地里长不出的东西，比如说穿的衣服，出行的马车等等。

    甚至冯元一作出的活字印刷术，玻璃。还有镜子，这些不都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而再推出来的吗？

    到了更深层次，就像后世那样，社会的基本很多时候就是取决于商业的发展程度，商业越发达，技术进步越快，社会进步也就越迅猛。

    前世，冯元一每次看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总是为华夏的发展赶到惋惜。

    封建时代，华夏领先世界数百年，可到了明清时期，却被欧洲的机械革命远远的甩在了后头，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而华夏而在封建制度上越走越远，在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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