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路监狱服刑之后，充任东北军阀张作霧的英语翻译。

    杨上校还在声名狼藉的张宗昌的山东军中当过情报官，此后，他在国民党的间谍部门领导日本情报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解雇了。杨嘉切刚开始工作于一家上海的外国侦探所，但是再次被指控为挪用公款。

    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好失业。鉴于他的律师背景，日本人雇用他起草复兴会的章程，旋即升任总务部部长。

    如果说，瓦尔特杨上校的背景不太清楚，那么，中华皇（黄）道会的头目，一个“臭名昭著的江北流浪汉常玉清“，则是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徒。

    他是一个体重达315磅的畸形歹徒，被叫作“两吨常”，此前是个屠夫和码头工，犹如许多苏北流氓一样，他在上海的华界周围拥有浴室和戏院。

    作为青帮中苏北帮头目顾竹轩的好友，常玉清在日本人于1932年1月占领闸北之后，便当上了苏北同乡会的会长。六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月期间，“两吨常”被日本宪兵队视作华人警察首领的候选人。当日本人最终于1932年5月撤离闸北后，常玉清也不得不离开他们，逃往东北的大连。

    1937年，日本军队返回上海之后，他也乘着汽车回来了，建立了黄道会，招募青帮的帮众，在以特务许斐为首的日本特务部的庇护下从事特殊活动。

    黄道会与复兴会在新亚酒楼的客房里亲密合作，伪市长傅小安也在此接受日本宪兵的庇护。黄道会在董友贤（日本特別勤务队的特工）的上海海员工会以及沈文元的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中也发展了会员。（老任认识的石根宝，早在1930年初就跟着常玉清厮混，不过早就对他的卖国行为不满。）

    复兴会成立后不久，《社会晚报》的经理蔡钓徒通过一位朋友而与瓦尔特杨上校相识。蔡钓徒的报纸被工部局所封。据其申诉，是由于日本人的抗议而遭封杀。他希望与颇具实力的杨上校建立友谊，以期他能劝说日本后台消除对《晚报》的敌意。

    两人成了结拜弟兄，经常一起出入于酒楼茶肆。然而，特务木村告诉杨上校道，蔡钓徒实际上是汉口政府的一个间谍。蔡钓徒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便向复兴会会长刘松出示了前吴淞警备司令杨虎中止《社会晚报》营业的一纸命令。

    然而，这一举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命令中的措辞使得蔡钓徒有了更大的嫌疑。1938年2月5日，瓦尔特杨邀请蔡钓徒赴新亚饭店，参加由刘松和负责黄道会的特务许斐作东的一个宴会。

    宴会将近结束时，瓦尔特物和许斐要求蔡钓徒到六楼的一个房间去作个汇报，常玉清的黄道会党徒正等在那里。两天以后，人们在薛华立路法国总巡捕房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刚刚洗刷过的蔡钓徒的头颅。

    黄道会还策划了其他恐怖活动，包括6月12日对中国旅行社和两个电台的爆炸。但是，正是蔡钓徒的砍头事件以及日本人在8月13日挑起的骚动，才导致了黄道会声名狼藉，并且随之解体。

    8月13日，几乎没有什么反日活动。倒是在全城各地发生了反对民族主义者的事件，这都是由日本军队的特别勤务队成员或者黄道会会员煽动而起的。

    反对欧美和反对常凯申的传单从挂着“（日本）自卫团”牌照的汽车或者飞机上撒下来，悬挂中国国旗的店员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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