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详细论述自杀问题，包括分析自杀的本质与成因，阐释自杀的伦理审视，列举自杀干预策略与途径等等。

    在钱井柱看来，死亡教育要让让学生对死亡、事业、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规划，“名为谈死，实为论生”。死亡教育学科“出生”在美国，目前也在美国开展得最为成功。19世纪初“死亡学”概念传入美国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学科，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从大学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和社会教育中。目前，西方多国以及日本、韩国的死亡教育学科趋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较高。国内的死亡教育则开端于上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的引入。哲学家傅伟勋把死亡学扩充至生命学，提出“生死学”概念。因此，国外的“死亡教育”在国内又称为“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三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2000年，广州大学开设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门死亡教育课程《生死学》。除了生与死的本质概念，包括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自杀等话题也被纳入课程中。2009年，基于9年的教学经验，创设这门课的胡宜安教授编著了大陆地区唯一生死学教材《现代生死学导论》，钱井柱在授课中主要参考的教材就是这本。此外，他还选用了一些国外相关教材，比如《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西方在这方面较为全面，他们的死亡社会学一共关注三个议题：死亡、临终和丧亲，基本涵盖了人在生命周期中与死亡能够发生的不同关系。作为专题课程，钱井柱并非唯一授课人，除了播放公开课视频，他还不定期地请来其他院系的专家为学生作讲解，比如今天的授课中，来自医学院的胡云林教授就和在场的师生分享了对死亡医学伦理的思考：“临床上面对重症晚期病人，应该选择救治还是放弃，医生常常进退两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死亡的拒斥。由此引发开去，我发现我们整个社会的死亡观念都存在问题，普通人拒斥死亡，实际上医生也拒斥死亡，视病人的死亡为医学的失败，不承认人的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事实。”胡教授前卫地提出了“优死”的概念。“优生是一种权利，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胡云林说道，“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临终三个月过度治疗，病人受苦，最终人财两空。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应通过死亡教育，为肿瘤终末期患者提供更多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等服务，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

    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遗嘱、写墓志铭、生命卷轴复写、参观墓地殡仪馆、到疗护病房做义工等生命教育的形式也会逐步进入到教学实践当中。比如到革命公墓、安宁病房等地实地体验，或是到殡仪馆，参观包括遗体告别、火化、骨灰寄存在内的整个殡葬流程。钱井柱不仅从哲学角度剖析“生与死”，还从社会学角度讲解死亡的不平等、人濒死时社会关系的变动等，也经常为学生讲解从抑郁到自杀的过程以及如何调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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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谢利·卡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因其穿着牛仔裤、帆布鞋，一脸大胡子，坐在讲台上讲课的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后，许多中国年轻人都认识了这个“不守常规”的卡根教授。198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