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捕房营救成功。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更、李可农、钱壮非、胡抵、潘汗年、陈仰山、欧阳欣、刘顶、李雨超等人，都是党的情报奇才。科长陈更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戒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军甫，恰恰是党特科陈仰山的密友！

    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军甫同意为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党的手中。特科营救任弼识，就是通过鲍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管向英，1931年管向英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党文件，托鲍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顶就负责鉴别管向英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顶悄悄取回，鲍军甫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管向英应得以平安出狱。

    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氏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渡，也经五号同志批准秘密加入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招。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五号同志亲自部署创建。以往党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难以到达党的手中。1928年10月，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五号同志指派李墙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审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超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1929年冬，李墙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超回国帮助李墙筹建，李墙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党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党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1930年9月，五号同志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墙、毛奇华、吴云浦、曾山、涂作超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响的怪物给砸烂了！太祖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右，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赞，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

    国民党18师的台长王争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10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10师的秘书长欧阳义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兵继任。

    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党中央之间，建立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学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党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

    中央特科的工作，由五号同志直接领导。1928年春，五号同志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五号同志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五号同志还与李维汗、任弼识、邓晓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得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五号同志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党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