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

    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尤其是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

    国中之国’内，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在蒋戒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力夫草创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全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来个人，几张写字台，仅此而已。自从陈力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陈力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30名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科。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

    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过去冷冷清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陈力夫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CC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捷径。

    继陈力夫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是张到藩。张是贵州盘县人，20年代初期留学法国学习油画。这位学艺术的留学生的志趣并不在形体和色彩，而是醉心于政治。张到藩因为是CC系的高级骨干，被陈力夫选中当了调查科主任。张到藩在调查科只干了几个月，就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随蒋戒石参加开罗会议。

    张到藩的后任吴大军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与陈力夫私交甚笃。吴大军当了半年调查科主任，就升为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中正书局。调查科主任一职交给了叶秀锋。叶秀锋是江苏扬州人，与陈力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和陈力夫一起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互相称兄道弟。叶秀锋在调查科干的时间也不长，到1929年底就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后历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徐恩增。徐恩增，号可均，浙江吴兴人，与陈国夫、陈力夫是小同乡，并与二陈有表亲关系；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徐恩增特别受陈力夫的信任，主持中统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在徐恩增任职期间，调查科逐渐演变定型为后来的中统局。

    1932年，按照蒋戒石的指示，陈国夫、陈力夫在调查科基础上秘密建立了特务工作总部。这个特务组织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极端保密的，除了CC系核心圈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务组织的存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其它任何机关的组织条例中都找不到‘特工总部’这个名称。特工总部在南京和上海设有行动区，在各省市党部设有特务室。这些行动区和特务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行动区和特务室的负责人通常是以‘特派员’、‘

    督查员’或‘肃反专员’之类的身份出现。

    特工总部与各地下属机构之间往来电报都是用代号，从不称‘总部’或’‘

    行动区’，并且代号一年一换，显得极其诡秘。直到1938年特工总部撤消，改为中统局之前，这个幽灵似的秘密特务组织始终是借用公开的行政机关作为它的躯壳，犹如幽灵附体一般。

    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一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的两张画皮而己。

    特工总部的矛头主要对准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行动区更是将破坏党中央机关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无论特工总部行动如何诡秘，其保密措施如何严密，但陈力夫和他的亲信徐恩增做梦也没有想到，特务机构刚刚成立，内部就已经有党中央特科的人员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