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长波里雅可夫的來函：“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958年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刘杰根据宋任穷的指示，安排物质供应局局长姜涛负责接运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姜涛安排人早早赶到满洲里去接货，但是整个11月份过去了，还是沒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派往中国的总代表名叫索洛维也夫。姜涛找索洛维也夫交涉。进入12月份，索洛维也夫回话说，样品和资料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他决定和姜涛一起带人去满洲里接运。还说，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他安排苏联大使馆买，让姜涛和他的人，随时听候指令，择机出发。为了怕误事，姜涛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索洛维也夫却又通知姜涛，说：“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暂时不能去了。”1959年2、3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准备发运货物，要中国方面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在出发前的一天，索洛维也夫來了通知，说，莫斯科沒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让继续等。又过了两个來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火车票也买好了，让姜涛准备带人出发。这回姜涛等人乐坏了，心想不会再有什么差错了。谁知，结局如出一辙，刚要动身，索洛维也夫打來电话：“先不要去了。”姜涛已经在办公室睡了四个多月，见是这样的结果，真有点急了，大声问，为什么？索洛维也夫说：“我们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了，不能签字，货不能发……很抱歉。”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其中秘密，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來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时隔38年之后，涅金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写道，当时，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确实已经装车待运，停在某个离中国不远的车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党的领导接到请示后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了？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材料销毁。这样一來，材料销毁，那列专列开车了，警卫人员也撤走了。这个时候，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