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陈芳允很兴奋的样子。沈淑敏一愣：“要迁走？”陈芳允说：“是啊，渭南以后就成卫星测控的大本营了。”沈淑敏又问：“还是没人敢给你一套军装穿？”陈芳允情绪顿时低落下来，他的历史问题，谁见了谁躲。他怪自己，当初到国民党部队服役干什么？还不就是想找个干事的地方？他们让他搞无线电电子，他觉得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快20年过去，这个尾巴还揪不掉。基地非常希望陈芳允一块去渭南。他内心很矛盾。人家都是军人了，自己一个老百姓，去那里算什么？军不军，民不民的，自个都觉得别扭。他对妻子说：“淑敏，以后我就在家照顾你，那也不去了。”但是，妻子最了解自己丈夫。她说：“你别哄我了，不让你搞测控，等于要你的命。你还是跟他们走吧。”妻子的举动让陈芳允十分感动。沈淑敏又说：“我不是非要自己丈夫穿上军装，我是怕你受委屈。”陈芳允表示，自己什么委屈都不怕，这些年，委屈还少吗？只要能把这颗卫星放上去，个人那点委屈，就好比是一束电波，微不足道。沈淑敏说：“芳允，你就下决心去吧。”陈芳允为难地：“可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丢下不管？”沈淑敏说：“我是个生物医学家，自己会照顾自己，不用你分心。”陈芳允感动得眼泪下来了。离开北京那天，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乔平给大家照了一张相，十几个人，都穿军装，只有陈芳允，穿着中山装。按照规划，卫星观测站要建在渭南郊区最高的一座山上。那时，刚规划好，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建设，他们上山时，坐的是老百姓的牛车，缓慢地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行进。因为营房还没修好，大家暂时住在塬上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文化大革命闹的，学生娃儿都不上学了，正好给他们当了营房。教室里，板凳桌椅垒到了墙边，地上，是两排通铺。乔平说：“条件艰苦，跟北京没法比啊。”陈芳允说：“我们是来这儿做事的，不是来享受的，越安静越好，就是住山洞，‘臭老九’也觉得比在北京舒服！”冬日的深夜，外面朔风呼啸，雪花飘飘。室内，炉火烧得正旺。昏暗的灯光下，陈芳允等人，披着大衣，各自坐在一张小课桌前，写写画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还未升空，陈芳允和他的同事们，就已经着手制定返回式卫星测控和回收方案的前期工作，而且他们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绘制中国航天测控网的蓝图。直到1976年，陈芳允60岁时，才终于实现了入伍的愿望，穿上了军装。这在人民解放军中几乎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例。126如果他有来世，我相信，他还会选择这个职业1968年，七机部的混乱达到了顶峰。6月8日，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在家中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姚桐斌19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1年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航天材料科学，被誉为中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这位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之死，让周恩来悲愤难抑。据说周恩来正参加一个外交宴会，有人把姚桐斌被打死的消息通报给他，他当即变色，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摔碎了。这恐怕是周恩来一生外交生涯中少有的失态。10月10日深夜，长期遭受迫害难以忍受的赵九章写完最后一份检查，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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