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来（十）

    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只要能生存，什么事都会去做，上娃子父子每天这样背着沉重的煤，走在狭小的路时，虽然每走的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但是想到自己的婆娘和俩儿子时，他就觉得很满足，每一次背到城里的煤都能卖到一个大洋。

    相信在那个时候的人对袁大头都不会很陌生吧！

    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用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1913年秋，币制委员会撤销，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但是又认为目前不易办到，应根据国内习惯，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按照熊希龄的解释，虽然银本位不好，但“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年2月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一元银币，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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