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后，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世宗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后的区别。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几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关内民众而言，亦只是不时来扰的强盗群体，而非可望于解己倒悬的新朝真主。然在顺治元年，大学士范文程上启建议，则说见今“中原荼苦以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摄政诸王亟应发兵入关，且此行务必“严申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以前做强盗，攻城只为取财，杀人只求得货，固无“纪律”可言，也不用恤怀百姓、安抚官吏；现在要作周武王，则是开拓版图，代育万民，故应讲文明、宣道德，“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多尔衮虚己纳言，清军此番出师遂尽遵范氏所拟之策，以故武战（主要对手实为李自成等“流寇”）、文战（对民众宣传王道）双线告捷，乃于二年之内，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系人心者略尽”，至此，清之开国，规模粗具。而运用儒学，犹不止此。

    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祖训”），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此则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正统”，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独裁”（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偏于法治”的，中国社会亦“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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