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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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