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惶惶，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山陕边军哗变，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东也是不堪重负，民变蜂起。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只要孙阁老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迟早要被活活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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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哪怕是内阁重臣，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

    放下手中的《战争史研究》，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道，“……可纵然看透了，又能如何呢？”

    ——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邹维琏当然知道孙承宗这种堡垒战术的弊端，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子，还有连年赤字的户部账簿，百官群臣就都知道：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可是，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以此来节约开支？难道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宁远各城的罪责？

    嗯，多少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

    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子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食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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