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教派，其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我们早已提到过加尔文主义以及新教其他教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正如路德在茨温利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他自己身上的精神在起作用一样，路德精神的后继者们在加尔文主义那里也发现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天主教会直至今天都一直认为加尔文主义是他们真正的敌手。

    现在可以纯粹从政治上对此作出部分解释了。虽然没有路德个人的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想都不可想的，而且改革从思想上长期受到路德人格的影响，但是，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也不可能会有持久和实际的成功。尽管如此，对天主教和路德宗教同样厌恶的原因在于、至少部分地在于加尔文主义的伦理特性。仅从表面看就可以说明，加尔文主义中的宗教生活和世俗活动的关系同天主教或路德主义相比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在完全由宗教的因素激发而作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神曲结尾部分，诗人在天堂里伫立无言，顺服地沉思着上帝的奥秘，我们可以把它同被称作“新教的神曲”的那首诗相比较：弥尔顿的失乐园在描写了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后写道：

    “他们二人回顾

    自己原住的幸福乐园的东侧，

    那上面有火焰的剑在挥动。

    门口有可怖面目和火武器的队伍。

    他们滴下自然的眼泪，但很快就擦掉了；

    世界整个放在他们的面前，

    让他们选择安身的地方，

    有神的意图作他们的指导。”

    就在这一段略往前一点，米迎勒对亚当说：

    “只要加上实践，配合你的知识，

    加上信仰、德行、忍耐、节制，

    此外还加上爱就是后来叫做

    仁爱的，是其它一切的灵魂

    这样，你就不会不高兴离开这个乐园，

    而在你的内心

    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

    人们立刻就会感到，这里所强烈表达的清教徒重视尘世，承认今生就是工作的思想，不可能出现于一个中世纪作家的笔下。但是，它与路德主义也是很不一致的，正如路德和保尔格哈得的赞美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用一种多少更确切的合逻辑的阐述来取代这种模糊的感觉，并且弄清楚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那些把它诉诸于民族性格的观点一般地说不过是承认无知，而且这种观点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认为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具有统一的民族性也只是歪曲历史。骑士党人和圆颅党人并非仅仅指控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而是把另一方看作极不相同的人，任何对此做过认真研究的人一定会赞成他们的看法。另一方面，人们目前尚未发现英国商人冒险家与古老的汉萨同盟之间有什么性格上的差异，也没有发现中世纪末英国人与德意志人性格上有什么根本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能轻易地用他们政治历史的不同加以解释的。而是宗教影响的力量虽然不是唯一的力量，但远远超过其它一切力量造成了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差异。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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