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贸易的速度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合作，业已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早期的跨国合资集团，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心头毒瘤——“倭寇”。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准军阀势力割据力量。所以，大明王朝的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为了实现心目中的“长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当然他也同华夏历史之前数个朝代的皇帝领袖一样，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开始重建以中华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昭告天下的诏书中写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从这诏书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国防守性国策”，在之后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又几经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终都对于日本这个蛮夷之国抱有忽视之意。万历援朝战争算是中日之间第二次兵戎相见了，但明廷对日本的无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时任明朝兵部的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只得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来解释这场日本挑战大明王朝权威的战争，所以赢得战争胜利后依旧没有继续追究，依旧牢牢践行着“防御性国策”在清朝，对日本的清楚了解的中国人也并不多。康熙年间，有人称“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而直到历史的滚滚车轮来到近代，当甲午战争的惨败作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战，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对日的耻辱性巨大失利，一举将华夏民族的“华夷”体系击溃得毫无踪迹，同时也让两国命运开始斗转星移。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感知、认识、了解等等，都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但总的来说，了解程度大多集中于几个词汇，“东瀛、蛮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战争”，而这些词也非常清晰的体现出了对日了解程度的浅薄，而至今已是经济影响力足以撼动全世界的共和国里，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变成了——“曾经的敌人”，能真正认识到日本还是一个“可开发的广阔市场”的人还并不多。反观日本，这个师从中华的“东夷”自唐代开始，就非常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华夏资料，在大唐王朝留学的日本学生回国之时都会倾其所有来购买书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广泛开展，力图将大唐王朝方方面面的细致了解的他们，似乎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刺探情报的。即使是后来日本有了闭关锁国之策，他们也精心通过长崎这个对外窗口来了解中华情况，在清朝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关于日本的奏折中，就称提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还聘用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知识的中国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后，日本已经成了比中国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处九州大地的国家。所以，自以赌国运一般疯狂赢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越是对中国细节情况掌握得事无巨细，却并未有助于他们更好认知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从璀璨的中华文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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