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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