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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一章 如何堵漏(第3/4页)

    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显凤彤郅年间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融协借,户部亦不过问。没了全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季皋的性格和处事方法,根本就做不来。

    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是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暂缓。竟然被诬告下狱。后幸得亲族进京活动,并找到了敬亲王申诉,才被释放。潘仕成的被释曾惹得左季皋极是恼怒,专门为此上奏朝廷,要求严惩拒绝摊派的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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