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留住他们，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这个时代的客户对比后世的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

    “这与韩琦、富弼的功绩有什么关系？”赵顼尽管明白包绶所说的道理，却觉得包绶这是扯开话题。

    “韩琦、富弼，他们的田产就是这么经营的。凡是投靠他们的客户，只要努力经营，最后都能积蓄家资，最后购买一份自己的田产。而韩琦、富弼也不会阻扰他们离开。很多百姓受益于他们，也感恩于他们。他们虽有大量的田产，但租金却非常低，有效地经营不但扩大了他们的田产，也让投靠他们的客户百姓富裕了起来，有了能力离开。至于高利贷，虽然有，但都是对那些豪赌的贵族子弟而言，对于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钱却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韩琦、富弼在边疆立下的战功，圣上应该也是知道的。望圣上明鉴！”包绶拱手说道。

    “这么说，均田令不适合推行了？”赵顼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废钱令规定，朝廷所征赋税只征交子。普通百姓通过副业就能上缴赋税，这有利于百姓提高抵御天灾的能力。因为赋税只征交子，地租也变成了交子，佃户只需上缴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缴地主规定的农产品而遭受地主与商人的联合剥削。只要圣上限定地租的范围，令各级衙门统筹水利，废钱令足于应对大宋存在的贫富差距，均田令没有推行的必要。”包绶进一步解释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么副业？”赵顼对大宋的农业生产状态的确了解不够，听到这里，不由得再次问道。

    “副业比较多了，饲养家畜，进山捕猎，外出进作坊务工，或是给地主豪族做短工。这些副业所得，比较稳定，不会受天灾的影响，所得交子足够他们缴纳赋税了。方田令规定，纳税不再分户等，农税只纳田亩税。只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够勤快，富起来不是难事。”包绶见赵顼听进去了，心里畅快了许多，进而解释道。

    宋朝，与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赵顼与王安石等人谈论的也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历史上，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是从百姓的生计考虑的，坚持“财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学家程颢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声音。宋朝的士大夫们虽然安逸奢侈了一点，但是大宋养士百年，他们风骨都硬的很，贪污和欺压百姓的事情少得很。

    对比各朝代，宋朝对百姓也是最好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想扩大皇宫，嫌百姓在皇宫外叫卖很吵，为百姓开小摊堵塞御街烦恼，但都因为怕百姓不喜，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宋仁宗也没有因为自己想扩建皇宫而强迫百姓拆迁，那些叫卖的小贩从来没有遭到过驱赶。比起后世的城管，宋朝的这些事情简直不可想象。

    宋朝的这种民本思想，即便是后世的中国都没有达到。为什么原来要分户等？为什么不会驱赶百姓？宋朝与唐朝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唐朝征的人丁税，而宋朝征收的是财产税。征收财产税必然要按财产的多少区分百姓户籍的等级。

    这种征税方式一方面是承认了百姓财产的私有权，并且朝廷保护这种私有权；不抑兼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