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看，恐怕十七万蒙古军全部南下，也难以奏效。如果不完全依赖武力呢？

    如果不完全依赖武力，只有依靠对手自己的失误了。但这些年来，文天祥已经一步步夺取大宋的权柄。以此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他独创的那种议事制度、平等律法，让他犯大错，很难。

    想到这，伯颜不仅佩服其自己的对手来。从军械制造到经济民生，文天祥的才华的确在自己之上。也难怪当年忽必烈为起众人，北丞相、南丞相哪个更贤，连留梦炎这些马屁精都回答：“南丞相更贤！”

    贤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而是此人创立的那些典章制度。如果大元能采用，国力肯定更上一层。这种制度决策起来很慢，却最大地程度上避免了错误。伯颜在心里如是评价文天祥，通过东鳞西爪的消息，他很佩服文天祥现在于大宋尝试的那些办法。但同时他更清楚，那种办法在大元根本不可能实行。

    因为，大元的皇帝比大宋的皇帝英明得多。侵犯皇家利益的人，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万劫不复。

    战争、内政、皇帝、大宋，仿佛有一团乱麻在伯颜脑子里搅着，让他瞬间头大如斗。突然，眼前仿佛有灵光一闪，伯颜腾地一下从帅椅上跳起来，冲着帐外大声命令道：“来人，把李儒给我叫来，不，请来，把治亭先生给我请来。还有张天师！”

    门口的亲兵不知道伯颜为什么突然由忧转喜，答应一声，匆匆跑了下去。

    不一会儿，帐外传来一阵悉悉嗦嗦的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峨冠博带的儒者和一个手持拂尘，面带媚笑的道士走了进来。

    伯颜放下手里的公务，笑着站起来迎了上去。一边做足礼贤下士的姿态，一边对亲兵命令道：“来人，给二位先生奉茶。要今年的君山银针，莫要加奶！”

    “多谢大人！”一儒一道笑着唱了个肥诺，在伯颜安排的椅子上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他们都是伯颜相交多年的“朋友”，在蒙古重臣中，伯颜丞相一直是对汉家诸学涉猎最广的，也是达到境界最高的。不领兵在外的时候，他的府邸内几乎是日日高朋满座，光吃闲饭的幕僚、门客就养了两千多人。很多归顺的北元的大儒们都认为伯颜有昔日信陵遗风，愿意与他交往。而实际上，与伯颜交往也是出仕的一条捷径，不像其他蒙古官员那样讲究血统，伯颜用人一向讲究唯才是举，对出身、民族并不考虑太多。

    像李儒，本来是个落第多次落魄书生，因为无意间写了几首歌颂蒙古人战功的诗词，被人发现，举荐给了伯颜。很多幕僚嫌弃他没功名在身，为人龌龊，十分瞧他不起。而伯颜却从细节小事上发现了李儒的才干，经常委派他干一些安抚地方事情。李儒每次都完成得很好，渐渐在伯颜的幕僚圈子里成为核心人物。这次大军南下，伯颜点名带上了他，一路上出谋划策，好不威风。

    而张天师能与伯颜同行凭的却是上一代的交情。当年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拿着大宋的供奉，私下里却偷偷与忽必烈勾搭，为蒙古人把江南万顷良田变为坟场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十五代天师功德圆满后，奉忽必烈之命总领江南道教的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出继续利用装神弄鬼的本领替北元卖命，门下道士非但免费替北元打探破虏军机密，还参与了几次刺杀文天祥的行动。

    这些行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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