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承揽广告、表册、信笺之类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马列主义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

    二十年代，张培植与保定早期的人张廷瑞、刘宪增等交往密切，负责承印他们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保定特委领导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业务，都是协生印书局担负的。

    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所谓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实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担着编审、校对、发行、联络的全部工作。可以协助王宇斧搞些编辑、校对工作，并负责组织印刷装订的，只有张培植、赵云弢。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担着极大的风险，协生印书局夜间突击排版、印刷、校对、装订。尔后，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地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摩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保属特委发行部长的齐庆祥同志与张培植成为忘年挚友，他经手印刷、分发、运送、邮寄、售卖的进步书刊和部份党内资料，大部分是协生印书局印刷的。

    为准备高蠡暴动，河北省委在天津从吉鸿昌处搞到一批枪支，走水路由天津运出，途经白洋淀时被国民党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经过在安新同口担任国民党区长的李致光同志活动，设法从公安局领出，装入夹层蜂箱，运至保定刘守庙，交张培植接收转运。

    高蠡暴动时，省委组织了输送大队，建立了三个输送站，三个接收站，负责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清苑县东闾村张培植家是接收总站。

    高蠡暴动失败之后，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等同志，先后到了东闾村张培植家，由那里转赴唐县、满城。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用轿车送到保定转走的。

    三十年代以来，直至张培植牺牲，化真照像馆的柜上。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手条取钱、“借钱”。恒昌照像馆实际上是秘密书库，也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条子取书。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经费不充裕。同志们都到张培植那里“借用”。张培植则是有求必应，化真照像馆实际上成了同志们的“后勤处”。

    1934年5月,张培植被国民党军委保定行营传讯。第二天查抄了协生印书局。印书局的存书在搬运工人的协助下，一夜之间抢运出去。反动当局只抄到了一些小学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再有就是一些黄色书刊的样本。“恒昌照像馆”的书库，没有被发现。张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书一时转移不出去，就乘伙友送饭的机会秘密嘱咐把书烧掉。看书库的张同录将书全部烧掉，一连烧了三天。

    反动当局没有抓到证据。将张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释放,“欲擒故纵”，他们加强了对协生印书局的监视。七月初，张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状有三：一、窝藏二师学潮的指挥者，收留被开除人员；二、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三、印刷、发行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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