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因为是 6 月 1 日。又是在没有与上级党和地方党取得联系的特殊环境下，所以定命叫‘六一特支’（ 又称‘六一小组’），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 （化名张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党员 10 余人。联系着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几十人。”

    “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

    在李振军他们被押解到关外作矿工后，书中记载：“在阜新新邱矿，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崔溯源组织了‘新邱特支’。”“1942 年 9 月，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成立的‘新邱特支’，在阜新矿支持并参与组织了新邱暴动。”

    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失败者被关进了特别监狱。李振军后来回忆：“1942年8 月 25 日我们离开了集中营，临走前把‘特支’的工作和关系交给了石岩同志。尔后由于无法通讯，都断了联系，散布在各地的同志的斗争情况也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火种’播在了‘干柴堆’上，那是扑灭不了的! 这年冬天，我们在东北阜新新邱矿暴动失败后被关在鬼子宪兵队的特别监狱里，曾经得到过‘高德特支’的营救。”

    在前几年崔永元拍摄的《我的抗战》中，专门有一集是谈被捕的八路军人员的。1942年跟李振军一起在无极县被捕的抗三团教员朱韬，也在影片中现身说法，谈了他们当年被捕后是怎样斗争的。

    李振军是在1943年从辽宁阜新煤矿再次暴动，一路昼伏夜行回到河北省狼牙山一分区的。回来后按照当时的规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分配工作，每天接受锄奸科和组织科的干部审查。询问你被捕的经过和被捕后的表现，特别询问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很长时间，从1943年李振军回到一分区，到1944年他被解除审查，提升为组织科副科长，一分区干部对李振军以“李干事”称呼。但当时他虽然在一分区组织科，但实际上处在“被控制使用”的审查阶段。

    1945年鬼子投降之前，李振军被提拔为一分区组织科副科长，但还是营级干部，这决定了他1955年授衔只能是上校，只能拿三级而不是二级独立勋章，1960年才提升为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