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就在乡下吃过，节假曰跑到地里挖几个，在沟边洗了直接生吃，只是后来回到了城里，也就没有机会吃到了，偶尔吃的都是路旁小贩卖的烤熟的。

    如今在盘子里盛的红薯，已经去了皮，切成片，故而只觉得眼熟，压根没有想到那果肉会是红薯，直到吃在嘴里，那久违的感觉告诉他果肉正是童年时常吃的红心红薯。

    呆了半响，杜荷叫喝了一声：“红薯，了不得的东西，长乐、雪雁，我去找媚娘，哈哈，假若幸运，你们夫君将要立下万世功勋了……”

    长乐、雪雁还未反应过来，杜荷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堂了，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杜荷大笑的声音，不明所以。

    杜荷眼中闪着异彩，心底完全让可能发生的事情而狂喜。

    红薯是他老家人的叫法，不同地区人们对它的称呼也不同，河南人称其为红薯，上海人和天津人称其为山芋，山东人称其为地瓜，江苏南部称其为山芋，徐州地区称其为白芋，陕西人称为红芋，四川人和贵州人称其为红苕，燕京人称其为白薯，江西人称其为番薯。

    红薯是宝，它的存在养活了千万华夏百姓，即便是至今也有人称大清王朝为番薯王朝。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杜荷是历史学毕业，对于这一点有过了解。

    那是在万历年间的事情了，万历六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姓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八十一万余户，近四百万口，但经过两百年的“生齿渐繁”，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五十一万户，近一百八十余万口。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一千五百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姓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四亿。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毫不起眼的番薯。

    这一点有史为证！

    万历二十一年，明朝一位叫陈振龙的人从吕宋岛引进了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并且在四个月后，引种成功，改名番薯。

    且在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番薯。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番薯的存在就解决了一次灾荒，可见番薯之威。

    福建这里隶属岭南，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

    但因为番薯的存在，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关键在于番薯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地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如此惊人的常量很快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也许是因为番薯太过低贱，并不为江南地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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