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未必。”黄侍尧说道，“离得虽然远了一些，但不等于他这个‘高科技军阀’什么都不能做。”

    “要这么说，他怕是还要在外面呆一段时间了。”吴杰点了点头，说道。

    “我现在担心的，是美国人。”黄侍尧说道，“俗语说的好，‘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美国国内一直有排华[]声音，将来一旦有事，怕是难以收场。”

    “现在美国的排华[]声音，应该是没有多少了。”吴杰笑着说道。

    美国，纽约，万国科技博览会，会议中心。

    此时在一间大厅里，在讲坛之上，一位美国学者正在做着“中国的繁荣利于西方”的演讲。

    “……在最近一次科技大会上，我们听到一位发言人在开场白中提出了‘来自亚洲的威胁’这一说法。他谈到中国正在培养大量的化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并肯定下个阶段会是中国公司试图占领新药物的开发领域。对此，这位发言人深恶痛绝。”

    “但我想说，请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吧。因为现在，聪明的年轻中国学生正在大学里努力学习。几年后，他们会在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或研究所挑灯夜战。他们会再花上十几年的时间做各种研究和临床试验，这一切都是为了发明新药，而这些药或许会拯救数百万个生命。就如同青霉素和磺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愤怒吗？”

    “我们应该为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创新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欢呼，而不是埋怨。因为从长远看，对科学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益处远比对西方科技领先地位的短期威胁更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1913年至1920年，美国的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毕业人数每年以17%的速度在增长，这样的数字还算可观。但曰本同期增长了19%，而中国的增幅则超过30%。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现在培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曰益增多。”

    “当然，数字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要创造真正有用的创新，光懂得大量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创造姓地将书中的智慧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将聪明学生变成高产发明家方面，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依然表现得是最好的。”

    “以炙手可热的中国年轻科学家王助博士为例。他在中国长大，但选择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读书，虽然他毕业后回到了中国，但却促成了中美航空事业的发展和交流。”

    “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美国拥有至关重要的大量聪明技术人才和财大气粗的投资者，还有关键的一点，美国鼓励这些人冒险追求下一个伟大创意的文化。他们可以下大赌注，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可执行的健全法律保护真正的创新理念。”

    “但如今，在燕京，上海和广州，也不缺乏聪明人才或有钱的投资者。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对冒险和知识产权的态度开始向有利于发明家的方向转变。”

    “当然，这些地区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走在广州的大型工业品市场，你会看到最新的产品，而且价格出乎意料的便宜。便宜是因为它们都是通过模仿设计做出来的仿制品。”

    “作为一个经济战略，在主要竞争优势为廉价劳动力时，抄袭是行得通的。但如果你聪明，就可以在价值创造的阶梯上跳过几级。在整个中国，政界和商界领袖都在思考创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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