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楼去，看在我打不过辈的份上，我只能给先前打来电话的那个主任联系，几分钟后，他来到大厅，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桌，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主任大小是个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姓苟，没错，就是苟同和苟且偷生的苟，苟主任看上去接近4岁的样子，他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轻，几句简单的寒暄以后，他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关上他的办公室门，还拉下了百叶窗，一副想要潜规则我的样子。接着把他的凳子拉到我跟前坐下，对我说起了他们这次遇到的情况。

    他说，他们现在接到一个拆迁的命令，对他们当县的一大片平房区进行拆迁，因为某个重庆知名本土地产商要在此修建一个大型的生态公园，附带一部分临湖的楼盘，投资巨大，原本跟当地的居民谈好了拆迁赔款的条件，却始终有那么几户人家坐地要价，不肯搬迁，后来顺藤摸瓜的又说服了几家人，到最后还剩下一家人始终不肯露面，连回音都没一个。去他家敲门想要和谐沟通下，人家始终是大门紧闭，不肯见客，于是他们部门就把这家人拉入了黑名单，称之为“钉子户”。直到大概半个月前总算拿到了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才开始动土。

    钉子户的传闻，我常年有所耳闻。我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总是会面带红潮，异常激动的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祖国的一颗钉子，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在哪里，说完还要带头鼓掌，激起一群同学的盲目拍手。如果我这辈子还能有幸见到我的那位老师，我一定会当面纠正他的错误，因为我原本也以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曾经满怀抱负和理想，希望祖国把我拧到最需要我的位置，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再精致的钉子，经过日晒风吹后，也是会生锈的，生锈后的我们，不再有人需要，我们就如同一拨废品，等待着回收再利用，却没有人记得，在等待的途中，我们还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我们还在为日益增加的房价而叹息，我们还在为医疗体制的缺失而拖着病情，精神的再富裕也难以抵挡物质生活的最低要求，紧接着，每个人都成了财迷，都成了满身铜臭的蛀虫。

    于是当苟主任说起这个“钉子户”的时候，我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竟然先对他给予了足够的同情。

    苟主任告诉我，住在那间平房里的那个钉子户，实则已经是早年开发另外一片地的时候拆迁出来的人了，本身是个农民，当时要求也没这么高，就赔了些钱，分了一间平房，他也就知足了。6多岁，没有工作，低保户。这次拆迁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性，特地给了比较优厚的条件。这家户主姓郭，家里还有个女儿，早年在外地念书后就嫁去了外地，也在外地工作，女儿还算孝顺，尽管好几年也没办法回家，但是总是给家里寄来生活费。因为嫁出去了所以户籍也迁走了，但是这次拆迁，他们还是充分考虑了郭老头毕竟是一个人，钱拿少了养老成问题，也就还专门给郭家女儿也算上了一份人头费。不过到了后来就找不着人了，拆迁通知下来了，从郭老头家的窗户看进去东西都还在，就以为大概是出远门，也就没能够具体商量一些事情。后来法院强制拆迁的命令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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