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所以赵昺只能叹口气曰文臣知兵谈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钦听了赵昺的话，好感大增，其虽然没有明着帮自己说话，可也没有屈服于两个读书人的淫威，让他们不要想着当什么儒将，而是将让他们一边凉快，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另外两位读书人自然感觉受到了奚落，却也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重话，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

    此时时间已有些晚了，加之刚才的争执大家没有翻脸，却也让几个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赵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营地走去，而余光扫过，便见身后有人从暗处闪出，若即若离的跟在身后，看他进了院子才离开。

    皇帝可以与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却不敢怠慢，还是给陛下安排了个单间，用屏风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间，让陛下住的舒服些。赵昺洗漱完毕，又批阅了几份紧急公文，便没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又喝了点儿酒，赵昺本觉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军营中为了御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辈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尔回乡下才能享受两天。但这辈子在无冬的琼州待了十年，此后又一直在江南，还没有睡过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烧的很热。赵昺初时还觉得烙的浑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时间不长便有些受不了了，让人加了两床褥子，可还是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那点儿倦意也随之没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执，赵昺觉得有些意思。而今赵昺收复的国土越来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琼州时，岛南放个屁，岛西都能闻到。他那时可以轻易的了解到各种大事小情，知道人们所思所想。

    可现在赵昺高高在上，别说底层的声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难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级官员压住了，根本传不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说现在他管的都是军国大事，统领全局，无法了解基层官员和百姓所想。

    这次赵昺隐于军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却难得接触到了基层官吏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