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法制，可是这个“法制”绝非等同于后世的“法治”。后世的法治的核心意义在于百姓选出一些人作为代表，有些国家叫做议员，有些叫做民意代表等等不同的说法。然后由他们来代替行使立法权，而政府对法律负责，那也就是在间接的对国家公民负责，这样可以实现所谓的“民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

    可是古代的法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古代的法家的核心思想完全不同，古代法家的立法思想是在于君王。古代法家的立法权在于君王，君王号称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古代法家提倡的立法权在于君王，而君王是唯一一个超脱于法律之上的，是可以随便立法的人。君王对于法律有设立权，修改权，甚至特别赦免等等权力。可以说法家所提倡的“法制”，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中央集权的思想。

    古代的法家是君王集权的工具，是为君王集中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古代的“法家”所提倡都是君王拥有绝对立法权，而万民和臣子必须要服从于“法”。通过服从于“法”来表现对君王的忠诚。

    这个也就是古代的立法权和后世的立法权的最大区别，可是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执政思维，和对待百姓的思维。后世的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有间接的立法权，不过却是要通过一些代表来代替行使。不过古代那个完全是君王的玩物，古代的法完全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今天为了君王的利益可以设立这部法律，明天可以修改，完全是在于君王的个人利益和皇家利益所在。

    所以古代的法家，并不是后世的“法家”，这两者差别大了。古代的法家代表的是封建君主的，可是后世的“法家”却完全是代表普通百姓，这两者之间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我所说这个‘儒之法’，最根基的还是为了维护天下万民的教化。我们不能够奢求天下万民一日之内全体成为不图私我的圣人，可是我们却可以维系最基本的仁德，不至于让天下大乱。过去我们儒家太过于偏软，让那些违反道德的人很少受到严惩，所以带动了更多的人突破道德底线。可是我们不如借鉴法家之手段，可是却没有法家如此狠辣的严刑酷法，以教育为主，除非是罪大恶极或者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进行严惩。这样避免了不教而诛，也都可以让天下万民真正的明白，公德的底线是在哪，哪些事情是不能够突破的。我们只有先守住了天下仁德的底线，那才能够有所进步。可是如果连底线都无法守住，那我们何谈能够进步呢？”

    “兵法有言，善战者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教化万民也都可以借鉴，首先要维持我们天下万民道德不会崩溃，这样才能够逐步进步。不然一旦崩溃，那我们重建秩序之后，却还是无法能够维持底线，最后一次次突破，而我们都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我深刻认识到，仁德没有武力是无能的，武力没有仁德，那是。我们以仁德之心掌握武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儒之法’作为维系天下秩序之根本。这样可以避免儒家之太软，法家过刚，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至于儒表法里，固然可以教化万民，可是却无法掩盖法家之过于刚强的情况，而儒家却无法有效的纠正律法的残酷。可是我们以儒家之仁德之心来立法，这样从根基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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