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刘大哥，这个事儿我答应你，但是凤晨老弟也不容易啊，手里就这么一艘船，坏了都没地方修，您看，是否能留出两个堡寨，允许凤晨老弟开垦荒地，收留屯民，广纳军户，以补充兵员战损和粮草？”刘庆隆赶紧拍胸脯道：“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大哥我就能给你办了”

    晏世轮心中一喜，这金乡和基隆的中转站，终于有地方建了，这将大大便于基隆货物运输量和流民周转，接着道：“刘大哥，在泉州，最好能让凤晨老弟自建港口，还可以利用现有的船厂，以便战事来临时，修修补补啊”

    刘庆隆又是一阵点头，连称没问题，因为这些船厂、码头几乎荒废了一大半，而且反正现在也没什么用。因为匠户都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就算有留下来的，大多是老弱，没啥油水，他们爱要就就要吧。

    最后，皆大欢喜的大明东南水师和金乡军水师第二军（虽然目前只有一艘船），连夜回到福州，酒宴连摆了三天，以庆祝对抗红夷的胜利。而后齐思成命人上奏表捷，晏世轮带着宁凤晨、史可法以及众荷兰俘虏，乘坐两艘缴获的蜈蚣船，回到基隆。“灭虏”因为其出色的战力，直接派到了琉球前线。

    到了基隆后，晏世轮安排在军营附近空着的几排房子，暂作俘虏荷兰官兵的看守所，命人严加防范他们逃走。其实晏世轮此举完全多余，因为荷兰众人看到每天好吃好喝，又有泡盛、罐头，这比呆在盖伦船上挨饿强太多了，根本让他们兴不起逃跑这个念头。

    暂时先没空理这些俘虏，晏世轮开始捋清思路，自己现在已经被烙上“楚党”的烙印了，楚党党魁各个都是言官，即给事中。需要好好的认清目前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他想起来了，明代的君臣关系与言官制度密不可分。明太祖夺取天下之后，为保子孙江山永固，煞费苦心。一方面兔死狗烹，大杀功臣，消除谋反因素。一方面加强以重文抑武为主要思路的制度建设。其中包括一整套成熟、完善的言官制度。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给事中。督察院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属于专业监督，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督察院的御史权力很大，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

    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明太祖还赋予给事中以封驳之职权（也就是否决权），其目的在于匡正君主的失误。明太祖要求言官们“条陈时弊”，时时提醒皇帝与百官。若皇帝受蒙蔽而不省，言官们就要“舍身以诤”，不惜批逆鳞、掳虎须。明太祖以法令、规制等形式确定对直言的鼓励，并作为祖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而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孟森也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并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此。另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复兴，逐步成为正统的封建，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他们视名节重于生命，是标准的卫道士。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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