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从此四川逐渐安宁。

    骆秉章在刘蓉的辅佐下，在四川大力整顿吏治，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湖南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蒋益澧、萧启江、刘长佑等，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吏，控制了四川，他们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深得民心。

    骆秉章病逝后，曾纪泽的岳父刘蓉等湘军将领控制了四川，将近十年休养生息，元气恢复了不少，逐渐倒向吴国，清廷在北方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干涉四川事务。

    到了1875年，吴王曾纪泽便宣布收回云南、贵州、四川，一统南方，但是没有向清廷宣战。

    因为此时，西域也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西域，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西域，威胁到大清国北方的统治。

    当时，受北方捻军的影响，西域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并很快成立了几个脱离清政府统治的互不统属的封建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浩罕汗国的帕夏（长官）阿古柏，抓住西域割据王思的克借兵的有利时机，率虎狼之师侵入喀什噶尔地区。

    阿古柏匪帮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将南疆全部据为己有，在公然成立“哲德莎尔”国不久，又兵发北疆。

    觊觎西域许久的俄国见有机可凑，竟飞速出兵，先阿古柏一步，将北疆重要军事要地伊犁占领。

    面对阿古柏与俄国的公然侵略，经年用兵的清政府因恐惧外强的船坚炮利，加之国库干涸，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敢动用武力收复失地，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向侵略者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阿古柏无视中国的外交抗议，依旧骑在西域各族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俄国则反复延宕，找出各种不能交还伊犁的理由；英国不仅继续承认阿古柏的伪汗国是西域唯一的合法政府，还明目张胆地在阿古柏的占领区设立了长驻机构。

    侵略者的嚣张和朝廷的无能激怒了一大批有见识的爱国人士。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边关大臣们纷纷站出来上折献言，坚决主张动用武力收复失地，顺应民心舆情，把侵略者赶出国门。

    面对左宗棠等将领的要求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和恭亲王等人论证再三，反复权衡，终于在吴国支持的情况下，作出了武力收复西域失地的重大决策。

    陕甘总督左宗棠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为了尽快收复失地，清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赋予左宗棠更大的权力：以大学士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西域军务，统筹西征粮、饷、兵各事。

    已到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临危授命，果断地挑起重担。

    他针对西域的实际地理条件，一改前钦差大臣景廉制定的进军方案，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决定先收复阿古柏占领的北疆地区，使俄国交还伊犁时“无所藉口”。然后“下兵南路”，“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

    随后，左宗棠又组织了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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