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陈嘉庚的支持。

    “可现在看来国苠党没有抑制住资本家啊，倒是弄出一些贪官污吏。”陈嘉庚不太相信国苠党也是左派，多次回国的他只觉得那些人个个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这是吏治国家的通病。”李孔荣道，“中国从秦开始就是典型的吏治国家，一千多年下来，做官不但有讲究还有专门的文化。国苠党遏制民间大资本家的结果就是倚重各级官僚，官僚手上有权自然要贪，下午说的那个枪毙偷狗士兵的连长，他就是个典型的官僚。”

    “那呢？”陈嘉庚追问道，“好像”

    “一样倚重各级官僚，甚至比国苠党更倚重。现在听不到贪污那是因为陕北很穷，以后进了北平就不一样了。再就是对社会的控制比国苠党严的多，重庆可以出版新华日报，延安却出版不了中央日报，你去延安图书馆，很难找到国统区普通图书馆能看见的书。你也听不到民变事件，好像所有人全都拥护政府，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很假。

    国统区常常因为征兵交税起民变，陕北为什么没有？难道陕北的老百姓更爱国？这当然不是。哪里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纳粮，这是华人的天性。像日本人那样，参军体检不合格就上吊自杀是几十年军国教育的结果，在陕北时间很短，他们不可能改变这种秉性，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基层控制很严密，你家里有几个男丁、每年收多少粮食当地政府一清二楚，你不当兵不纳粮就要背井离乡。”

    “真是这样？”陈嘉庚是相信李孔荣的，可他说的这些和他平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陕北是很贫瘠的，敌后抗战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有些地方太贫瘠日本人不要，在贫瘠的地方你不这样根本没办法养兵。”李孔荣道，“一个政府再怎么得民心都会有反对者，坏政府就更不用说，比如重庆，但一个政府全是表扬没有一点点批评，原因只能是民众被控制了不敢说话，最少不敢在当地说话。重庆有这样的人，主要是流亡过来要告状的地主，可现在国共合作抗日，重庆法院不敢受他们的状子，报纸上也不登他们的消息。”

    “真有这样的事情？”李孔荣所描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陈嘉庚无法想象。

    “嘉庚先生真要细究，到了重庆可以让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不过要注意国苠党情报部门一定会在里面画蛇添足，抹黑早就是他们的习惯。戕害民众的程度当然不可信，但有控制社会的种种办法是可以相信的，不这样我们肯定会听到很多民变事件。”李孔荣笑了笑，他又出了一个主意：“嘉庚先生要是还有空，建议去赣南的瑞金看看，那里是前一个延安，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水落石出之后很多事情是很明了的。”

    “瑞金？那里离长汀很近啊。”陈嘉庚道，他的思维从陕北一下子拉到了福建。

    “是啊，长汀以前好像也曾是苏区的一部分。”李孔荣道，点上一支烟。“离开赣南后在湘江大败，说是死了两三万人。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的，湘军有没有成排的机关枪，那是很多兵开小差，跑回赣南老家了。那里的人如果愿意开口，应该能听到一些实情。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国苠党控制不了整个社会，也就吸取不了整个社会的力量，不但不能吸取，还会招来社会上各种人的谩骂和攻击。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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