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士家大族，必须为自家的族人和产业做打算，像崔氏、卢氏就决定留下与胡人统治者就地周旋——毕竟那些部族人数太少，不可能把原住汉人全杀光——而像王家、谢家，还有庾家、桓家等，对北方的前景比较悲观，宁可拉家带口扛着米袋牵着牲畜跟随晋皇族司马睿等一起渡过江淮南下，到如今的南京一带开辟家业、修筑都城、奉立新君、建立东晋王朝。

    这三百年间，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汉晋士族，像姓崔的、姓卢的，不可避免地要认奉那些南来的草原蛮族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都深受草原游牧文明影响，包括衣食住行，当然也包括说话发音。不过，正像一千年后又一次游牧文明入关时所发生的事一样，由于汉人数量巨大、汉人农耕文化更加适应中原地理和气候，那些南下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虽然身为统治阶层，却是被汉人生活方式给完全同化了，在中原占据主流位置的语言仍然是汉语，而且北方的“普通话”依旧是洛阳地区的洛阳音。

    当然，这里的“洛阳音”和三百年前西晋时期的洛阳音并不完全相同。一则过了三百年，语音自身就会发生演变；二则，也掺杂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数量的胡人语言的借词。不过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北方这种百姓普遍在讲的语音，比南方中下层社会群众（不包括士族大姓）讲的“吴语”，还是要“纯正”不少。

    而那些中原士族南迁之前，江南地区和更南边的闽粤楚湘，（跟草原游牧民族相比）接受中原文化已经很深了，但是仍然保持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当地人的语言有的与汉语同源但差异很大，有的根本就不是汉语。当南迁以后，虽然人数少，但有更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就自然导致当地人的语音向那些南迁的士族靠拢。这个有点像英语殖民地那些所谓“印度英语”之类的东西，它们是少数外来人口文化优势加上当地土著人数优势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当地土著用自己土语的音系去生搬硬套学出来的“洋泾浜英语”。而在南北朝时期，就是南方的“老吴语”生搬硬套“洛下音”，最后大部分语音都类似洛阳腔，但整体音系和好些词汇又是“老吴语”底层的，发展到隋唐，汉晋老吴语基本上就给消灭了，出来的是一种“新吴语”，这个“新吴语”，再往后演变成了现代南方吴语的前身。

    其实中国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原一波波移民影响下，用南方土著的音系来生搬硬套学的各时代“正音”“官话”。因此，一方面，南方方言里有不少字词看起来是“保留了古音”；另一方面，南方方言的内部音系却很“乱”，历史层次太复杂，整体上很难“还原”到“中原正音”。而相比之下，那些“乱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为语言和汉语差得太多，相互影响感染的程度就比较小，发展几百年以后，大部分游牧民族后代就干脆抛弃了本民族语言，直接去讲汉语了。

    最后到了隋建国不久的开皇初年，当时有名的八个人来到当时一位著名学者陆爽家里，参加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艺沙龙，主要论题就是“我大中华文化圈应该推广使用什么样的官话、国语、普通话、正音”。

    与会的专家学者首先达成了两项共识：第一，现代（也就是隋朝初年）人们说话的语音，不管是哪里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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