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风行一时，争奇斗艳，内容空洞，直到中唐时代，才有韩愈、柳宗元出来提倡古文，宋朝又有欧阳修、苏轼等人踵继之，遂使古文复盛。

    其实不管诗词还是文章，不同的作家总有不同的风格面貌，这跟作者的性格和志趣有关。诗词文章只有好或不好，没有死活、新旧之类的分别。

    近世启蒙思想家提倡白话，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挖空心思抨击古代文学诗词，斥之为旧文学、死文学、贵族文学，这就未免危言耸听，不尽不实了。

    其实中夏的文学丰富多样，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体裁选择语言和风格，白居易要让七十老妪听得懂，风格自然要通俗一些，韩愈、章太炎学问博大，不避奇字、险字，这也无可非议。

    ‘曲高则和必寡’，市井的话本、小说、戏曲要算最为通俗的，柳永的词有凡有井水处皆有歌者的声誉，他的词在宋词中要算颇为风俗的。

    然而白居易的诗，柳永的词也未必人人都能读懂，这跟一个时代的智识程度有关。为了启蒙的需要，文人学者自然有必要创作一些通俗普及性的作品，然而一味迎合受众只能济一时之急，必不是长久之计，反而会削弱作品的价值。

    民间向来有很多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会自然沙汰，原因是多种多样，缺乏受众往往是一重要原因。文艺作品虽不一定有教化作用，很多艺人为了生计，会有不同程度的迎合受众。但是文艺作品自古就是普及智识的重要手段，中夏的戏曲、小说颇有劝戒的功用，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观念，往往以喜剧收场。有些学者认为喜剧缺乏感染力，不如悲剧震撼人心，这种问题涉及风俗和心理，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今时的白话便是以通俗小说为范式，和口语即方言土语还有相当的差距。将方言土语写成文章虽然行不通，今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官话来消灭方言，此举甚属无谓，方言鲜活的表达能力是官话不具备的。

    有些文言中弃置不用的字反而在方言中流行，只是世人并不察觉罢了，这也可见文字语言并没有新旧之分，不过是一种使用习惯罢了。

    当初白话诗和白话文势挟风雷，一举夺得文言诗词的正统地位，今时白话文已大得成功，白话诗却日渐尴尬，这也是时势使然。

    白话在智识普及上却有优势，虽然做不到方言土语那样，到底推行了官话。诗却不然，诗三百和乐府虽说多出于劳人思妇之手，却经过文人润色才得以流传。自从屈原作《离骚》之后，诗人成为极高的声誉，素来受文人的尊崇，经过唐诗宋词的高峰，更和小说、戏曲分道而驰，一则传播于市井之间，一则成为文人的精诣，易学而难工，本不易为。

    白话诗剽窃西洋诗的皮毛，不但和古诗词关联甚少，也未能继承西洋诗的范式，本来就是一个怪胎。而且诗词的主要功用是传情达意，古人称，‘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虽然是笼统之谈，唐诗注意言志抒情，宋诗喜欢说理，也确有此种倾向。人类总是情感先发达，之后才是理智。

    但是理智之人便少些趣味，宋诗虽是唐诗之发展，在这方面确实大为不如。白话讲究的是明白如话，这在说理议论上有其长处，在感情传递上就没什么优势了。

    文学语言作为一种艺术，往往有独特的美学特征，是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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