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会露出马脚，别人依旧会联想到清军头上。所以觉得篡改还不够彻底，还不安全。只有进一步颠倒时间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张献忠头上，这样可以让清军彻底摆脱干系了。

    到这里，《鹿樵纪闻》到《明史》这条线已经清楚了。

    再看另一个源头冯甦的《见闻随笔》，冯甦曾经卖身给吴三桂为奴，后又成为清廷奴才，招抚广东。其写《见闻随笔》是受了主子之命，专门写出来（或者说伪造出来）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

    “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

    其书据清咸丰年间叶廷馆考证是抄袭《劫灰录》的基础上再加以伪造篡改而成的结果，如孙次舟所说“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张献忠屠川之说的各史料源头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质的记录呢？

    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满清官方的口径，或互相抄袭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或虽有当时人记录，却系统改编后的结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时期的清廷奴才，伪翰林院庶吉士，御用文人彭遵泗为迎合主子意图而写的，基本上是把前面清廷伪造的一批史料又来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还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称是明末清初亲历四川战乱的人，但一查考其书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国时期才冒出来的。

    比如费密的《荒书》是清朝光绪年间出现的，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是清朝道光年间出现的，沈荀蔚《蜀难叙略》则是民国时期出现，冯之珒的《冯氏历乱记》也是民国时期出现。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异，都是其子孙说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后最近才有机会刊刻云云。

    如果这些书确实触犯满清忌讳，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这些书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按照清廷口径把四川屠杀的责任推到张献忠和抗清义军的头上，对满清罪行避而不提。

    这些书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压根是伪书，所谓作者亲历纯系虚构，不过是假托姓名。主要事件处处注意与官修史书一致，细节的地方，搜罗各种野史基础上，混合杂糅，自己添油加醋编造一些东西进去就完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确实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其后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径进行过系统的删除、改写。

    如欧阳直的《蜀乱》，关于明末崇祯时期四川情形的记载不触犯满清忌讳能够存留下来是可能的，而清初顺治年间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其后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径编纂而成。

    由这类性质的书籍要想判断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这其中可能只有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现存道光时傅锦涛据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绪时傅春霖的抄本）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内容和其他书截然不同，对南明官员将领的称呼保存了当时的原貌，许多细节不是当时亲历者，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显然并未经过后来者系统篡改。是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撩。

    还有一本书，是外国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初版于1918年。这本书作者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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