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法兼授无相戒”到此时的“坛经”，应该说这个版本带有实质性的突破。

    《坛经》在法海手里，已经出了几个不同的手抄版本。而这几个手抄本在流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据《坛经》最早抄本记载，惠能在大梵寺演讲时僧俗听众达千馀人，其中不乏惠能的高足。

    在此前后，惠能也曾多次讲经，其弟子在传抄《坛经》时，往往把自己亲耳听到的惠能讲法的内容又加了进去。而笔录要比惠能口述慢许多，所以

    《六祖坛经》中的很多内容当是法海以及其他弟子事后根据记忆增补进去的。

    《六祖坛经》在传抄过程中不断为其弟子所增补，而且传抄增补者的文字能力良莠不齐，再加上惠能带有极重的口音，这些听讲者根据自己所听到、所理解而记下的内容，错讹及误解一定不少。

    北宋初年的惠昕便在《坛经序》中说：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六祖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

    惠昕在整理编辑《六祖坛经》时，因“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一定得根据自己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删繁就简，疏通文字，明确义理，才可将《六祖坛经》分为两卷十一门。经惠昕整理加工过的《坛经》，比敦煌本多出了两千馀字。

    而这多出来的文字，或许是惠昕根据其他版本增补所致，或许是他自己所做的发挥也未可知。总之，《六祖坛经》到了惠昕手中，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改变。

    这一版本的《六祖坛经》流传至日本并保存了下来。

    惠昕对《六祖坛经》的整理刊行做了很多工作。这部典籍此后得以广为流传，惠昕确实功不可没。在惠昕本刊行后约90年，又出现了“契嵩本”《六祖坛经》。

    宋工部侍郎朗简为其作序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灿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盛事。”

    朗简既然对六祖惠能学说“素敬之”，又说“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一定也见过《六祖坛经》的许多版本，应当也包括惠昕本。所以当他看到契嵩所作《坛经赞》，便愿出资请契嵩“正之”。这就是禅宗史上称为契嵩本的《六祖坛经》。此后，元代刊行的德异本、明代刊行的宗宝本，虽然在章节文字上有所变动，但内容上并未与契嵩本有太大出入。应该说元、明刊本都是以契嵩本为底本校刊的。

    《坛经》敦煌本12000字，惠昕本14000字，明藏本（契嵩本）21000字。惠昕本比敦煌本多出了2000字，而契嵩本又比敦煌本多出9000馀字。

    对照惠昕本与敦煌本，惠昕本虽增加了2000馀字，但两个版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契嵩本多出来的9000字，按照胡适的计算，几乎相当于增加了原书40%的篇幅，这对一部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契嵩本所增补的内容，当来自朗简序中提及的“曹溪古本”。据胡适考证，“曹溪古本”即《曹溪大师传》。

    《曹溪大师传》又称《曹溪大师别传》，共一卷。大约成书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前后。《曹溪大师传》收录了惠能传记、传法宗旨、皇帝敕书、宝林寺的建造以及有关六祖的六种灵异传闻。如果对照敦煌本一派传下来的《坛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思想体系方面，惠昕本以及此前的多种敦煌本，惠能所阐发的理论源于《金刚经》，而《曹溪大师传》中惠能所表述的思想则属于《涅磐经》。

    《曹溪大师传》中虽有不少明显的错记、误记，内容也与敦煌本有很大不同，但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完整记录惠能言行的著作。

    在敦煌本传抄流行的过程中，属于另一派系的惠能讲经说法录也在传抄流行。这就是《曹溪大师传》。这部书也是惠能弟子根据惠能在不同时间、场合讲经说法的记录或者追记编纂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惠能大师对佛经的认识与理解也在精进，因而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听众，他的说法也有所不同。

    无论什么地方，总之有这个传说都会变成两个不同的性质。

    而他们两个人也会这样变成了时代言传的传说，一直这样下去人们的口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