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事疏是“固邦本”。

    所谓“邦本”，是指人民生活是否安定，社会秩序是否稳定而言。

    管仲就说过：“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都强调，“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人本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粹之一。许多卓越的政治人物都极力要把国家、君主和人民的相互关系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保持较为稳妥的平衡。

    大量的历史教训也提出，“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其实都有一把分寸清晰的尺度，都有着自己的善恶标准，对于苛暴贪虐政治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旦民不聊生，就能够爆发出无坚不摧的反抗力量。多少次暴君授首，多少顶皇冠落地，都不过起于斩木伐竿的嗤嗤黎民。故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亦正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总是标榜“惠康小民”，“爱民如伤”，呼吁君主要敛民有节，使民有度，总企图缓解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惜为此在统治体制内部，以及方法手段各方面，一再进行自我调整。

    张居正就是明代中期这一类型政治家最卓越的代表。他大声疾呼：“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在这里，张居正将邦本之是否巩固，主要放在财政经济和民生方面。

    因为皇帝挟无上的权威，用国家名义向人民征调的赋役是否适度，人民是否难胜负荷，负担是否均平，征收来的钱粮财富的分配和使用是否合理，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状况、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君民关系，直接关系到统治阶层的安危。

    在“固邦本”一议中，张居正首先对当前财政状况的严峻困窘，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希望引起隆庆皇帝的警惕和关切。

    事实上，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状况即直线下滑，统治阶层的贪婪欲求日炽，而在征、解、收、纳、用各个环节俱是腐败日增，人民负担沉重和赋役不均，久已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

    “成化以前，民间自两税马草以外，不过岁给官师厮役而已。弘治以后，中外坐派岁增十倍。凡吏于其上者，率货视其下，公私之所求，眈眈然鸟鸢之攫肉，必获乃已。奈之何不贫且逃也。于是丁不足以出差，而地于是乎加赋矣。矧地赋力差，豪民巧为规避，与老书黠吏反复相勾，甚或隐射飞寄，不可栉槈。”

    这样的恶性循环，到正德、嘉靖以后，为应各种额外开支，更是开动全副国家机器，驱使各级衙门官吏以百端征派，竭泽而鱼。

    当时，“长吏考课，唯问钱粮”，“有司惟以催科为殿最，其余不过虚应故事”。

    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只好鬻妻卖子，转徙于沟壑。“今民贫吏慢，而催征之令太数。

    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及至隆庆嗣位，相继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宣布蠲恤诸事，确曾在朝野间掀发起一时性的兴奋，期望新君行新政，能够崇俭戒奢，节用安民。

    但是，《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墨迹未干，这位新皇上却“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敕取金宝，增加织造，“内批”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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