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我看到的却是以前从没见识过的一面：连绵数千英亩的穷苦和堕落，走在这里最好有武装保镖的陪同。

    过几周我会再来，等我有了合适的管子和合适的手术策略——飞机上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很快在脑子里想通了一切，没等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我就已经列出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我在三周后回到了那家儿童医院。当地发起了帮助奥斯林的募捐活动，他们也打算支付我的出诊费用。但是钱对我并不重要。我是一心想帮这个男孩，仿佛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我猜想有数千名越南儿童因为遭受了同样的苦难，但是我没见过他们。我只见过奥斯林，我关心他。红十字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关心他。也许整个开普敦都在关心他。

    当我乘出租车从机场到达市区时，我看到一根根路灯柱上贴着“英国医生飞抵南非挽救贫民窟垂死男孩”的新闻公告牌。仿佛在叫我别有压力。

    我在医院里第一次见到了奥斯林的母亲。煤气罐爆炸时她正好在外工作，逃过了一劫。眼下她显得很消沉，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意书的内容就连我也没怎么看懂。

    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做了手术。我在术前修剪了成人用的韦斯塔比管，将两根支气管分管、用作气管造口的T形部件和放置在声带下方的顶端都改短了。但是即便这副改短了的成人管，也依然无法插进这个两岁儿童布满疤痕的气管里。我的目标是围绕着管子重建他的主气道。如果成功的话，他就会拥有比事故前更粗的气道。

    显然，在重建手术期间他无法自主呼吸或用呼吸机通气，于是我们决定用心肺机为他供氧。这意味着我们要像心脏手术那样切开他的胸骨。这台手术的难点在于从胸部正面的切口进入整个气管和主支气管，而这些结构都位于心脏和几根大血管的正后方。

    手术前，我已经在牛津的解剖室里对一具尸体成功操练过一遍。只要在主动脉和相邻的腔静脉周围束一根悬带，就能将它们拉到两边，露出心包的背面，这就像拉开两幅窗帘后看见窗外的一棵树一样。

    然后再在主动脉和腔静脉之间竖切一刀，就能让气管下部和两根主支气管都露出来。

    我的计划是将这些受损的气道切开，放入改短了的T-Y支架，然后我们再修补切开的气道正面，并用奥斯林自己的一片心包来盖住支架。

    这就好比在一只磨损的外套袖子上缝一块手肘补丁。就是这么简单。他的气道会在支架周围愈合，等到组织全部长好，并在硅橡胶管的周围定型，我们或许就能将这副义体取出了。

    总之这就是我的计划——也许更实在的说法是我的“幻想”，但是除我之外，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切口从奥斯林的颈部——就在喉的下方开始，向下一直延伸到胸部末端的那块软骨。由于他身子消瘦，无法进食，体内没有脂肪，所以电刀径直切到了骨头，接着我们又用骨锯锯开了胸骨。我切掉他多肉而累赘的胸腺，然后切到发炎气管的上半段，整个过程，呼吸机都在通过气管造口管给他通气。在拿掉造口管、暴露气道的其余部分之前，我们先要给他连上心肺机。

    金属牵开器撑开他那布满疤痕的小小胸膛，露出更大的一块纤维心包。我切下它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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