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特务时扩大打击面，采取威慑敌特手段时蛮干，制造“红色恐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G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G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G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G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G，甚至站在中G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顾瞬章对中G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G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瞬章自恃是中G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G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G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鹰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G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瞬章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瞬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瞬章还是决定要干。陈更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赶快搬出了准备出国的五号同志。五号同志严厉批评了顾瞬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恐怖行动终于放弃了。顾瞬章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和容易居功自傲。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党机关在武汉时期，顾瞬章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负面表现不是那么明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

    党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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