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仑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1931年3月，陈更和张同志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瞬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瞬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瞧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瞧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瞬章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王竹瞧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瞬章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瞧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瞬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瞬章逮捕。顾瞬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

    顾瞬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戒石身边有钱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戒石请赏。

    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戒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戒石发了电报。

    顾瞬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力夫、徐恩增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五号同志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戒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瞬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增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壮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增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增亲译”的字样。钱同志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增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瞬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浓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在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增，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浓，便把顾瞬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报告。可是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浓联系的人没有来，但李克浓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更，陈更马上又报告了五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