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错，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诈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圣祖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7000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18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余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后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毋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圣祖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圣祖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后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余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余，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仗，“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余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云：宜将剩勇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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