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余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后，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圣祖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后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圣祖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后，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文宗、世宗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圣祖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后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后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几乎全属满、蒙。后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几句。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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