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题目，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

这次礼部会试，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书画家唐伯虎。

这一道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程敏政经牢狱之苦，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

沈溪没有四道题，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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