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宁变法期间，王荆公和神宗及其他同僚日日商议国是，君臣间有大量问对，荆公虽多有记录，或并未有成书之意。绍圣间，蔡卞元度和曾布子宣整理献于朝，徽宗初年两次编纂神宗实录，皆多取此日录以成书。但后世也有人批评荆公的记录“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所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今通读荆公文字，可知这不是知人论世之言。

    此书久已散佚，今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陈瓘四明尊尧集、杨时龟山集等书尽力辑佚，对相关日期略加考察，加方括号［］以为提示，以使得今日之读者能重返千年前君臣问对之现场。由于这个整理稿辑自不同的书，有作荆公自称者，亦有他人以第三人称记述者，人称虽然不同，但均为荆公及同僚与神宗讨论国是的记录，历史价值很高。

    ［四月一日］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二月］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百万可出也。”

    ［是月］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

    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八月十四日］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择人”王安石以为才难须务考绩，上曰“刘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鋭之人，今如荣諲辈颓堕不晓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吴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罢荣諲、张刍等，皆令补外。上又论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夺有司职事，事非其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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