廛。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稍盛则廛而不征，已衰则法而不廛。文王之时，关，讥而不征，及周公制礼，则凶荒札丧，然后无征，盖所以权之也。贡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时而已矣。

    责难于君者，吾闻之矣，责善于友者，吾闻之矣。虽然，其于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则止”，其于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王驩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尝谋于孟子，则孟子未尝与之言，不亦宜乎

    求仁所问于易者，尚非易之蕴也。能尽于诗书论语之言，则此皆不问而可知。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盖以求仁之才能而好问如此，某所以告于左右者，不敢不尽，冀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辱问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龚深父书

    某得手笔，感慰，尤喜侍奉万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晓然。

    不为小廉曲谨以投众人耳目，而趣舍必度于仁义，是乃深父所以合于古人，而众人所以不识深父者也。言之于深父何病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故某以谓深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

    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但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尔。孟轲，圣人也。贤人则其行不皆合于圣人，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故某以谓深父其知能知轲，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为过于雄，则自雄以来能不仕者多矣，岂皆能过于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为与雄异，则孟子称禹、稷、颜回同道。深父之于为雄，其以强学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义命之不同，未可以议于此。

    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诬，所以致忠信于吾友。然以久废学，恐所论尚不中，不惜更详喻及也。

    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

    某启，黾俛从学，不能无劳。略尝奉书，想已得达。承手笔，知与十二娘子侍奉万福，欣慰可知。所论及异论具晓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则命有顺有逆、性有善有恶，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出善就恶，谓之性亡，不可谓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谓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坠厥命”者，所谓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犹谓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谓之命，则召公之言何谓也夫古之人以无君子道为无道，以无基德为无德，则出善就恶谓之性亡，非不可也。虽然，可以谓之无道，而不可谓之道无；小人可谓之无德，而不可以谓德无；凶可以谓之性亡，而不可以谓之性无恶。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相近之性以习而相远，则习不可以不慎，非谓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见南子为有礼，则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礼也”，而曰“天厌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若有礼而无权，则何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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