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弘扬。新政权建立后，这种信念演化为内政外交的指导原则。当时，惟有复古神道的理论，完全与民族主体性、传统主义相吻合，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被作为精神支柱，登上了国教化的宝座。

    新政府为了把神道从佛教的影响下摆脱出来作为独立的具有民族性的宗教，成为国家的宗教，于1868年3月17日由政府的神祇事物局通知全国神社：在王政复古，一洗旧弊之机，凡诸国大小神社中，以僧侣打扮的别当或社僧等，一律改变僧形。同月28日，太政官发布《神佛不得混淆令》，宣布：“中古以来，以某权现，或牛头大王之类及其他以佛语称呼神号的神社不少。凡此均需缮写其神社之原委上报”。“以佛像为神体之神社，以后应须改换”，悬挂与神社前的佛像、金鼓、梵钟、佛具等物，须从速拆除（《史料日本》近代编）

    这种采取行政手段使神佛分离的结果，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激，形成了排佛毁释运动。这种运动首先发生在近江的日吉山王神社，为首者是该神社的社司、新担任政府神祇事物局权判事的树下茂国。日吉山王神社原隶属于比睿山延历寺。树下茂国长期以来与延历寺有不少结怨，欲乘此机会予以报复，便纠集了神职、浪士及农民共七十余人，闯入神殿，用脚践踏，用武器捣毁、焚烧佛像、佛具、经卷等。这一事件出乎政府的意料，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月10日太政官发布布告，劝戒神职人员不要粗暴，指出：“长期以来，社人僧侣素有嫌隙，如同冰炭，至今日，社人突得权威，阳称执行命令，实媒私愤。如此，不仅有碍政道，而且必会引起纷扰”，要求停止粗暴行为（村上重良：《天皇制与宗教》，日本评论社，1986年）。太政官的劝戒布告并未发生任何作用，排佛运动迅速波及京都、奈良等地，又从京都、奈良波及全国。寺院的佛具、佛像被毁被卖；寺院僧侣或被逐，或被还俗，或该为神职；许多寺院或被荒芜，或被破坏；寺院领地被夺被占。同时，为限制佛教各宗，宣布实现一宗一寺。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元气大伤。

    国家神道（复古神道）除了对佛教打击、排斥外，还对基督教、除复古神道以外的其他神道实施打击和镇压。1868年10月，法华（日莲）宗的三十值班神说被禁止；1870年闰10月10日，深受道教、阴阳道影响的天社神道（又称土御门神道，或安家神道）遭禁；1871年10月1日禁止法华宗的六十六部宗教习俗活动；28日禁止临济禅宗的普化派，因为该派的僧侣常常吹着尺八巡行各地，进行传教；1872年9月15日，吸收神道、佛教、道教、阴阳道之教义和修验方法的修验宗被禁止；1873年1月15日，所有民间的咒术活动一律被禁止。相继受到限制和禁止的还有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等。黑住、天理、金光三教皆是神道系统的宗教，在教义上与复古神道不同。

    神道的国教化首先是从恢复和建立神祇宫、神祇行政机构开始的。神祇官是古代天皇制政权中的掌管祭祀的官吏，与太政官并称二官。由于古代天皇制的衰落，神祇官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倒幕以后，作为神道国教化的重要步骤，新政府实现建立了神祇事物官僚机构，恢复了神祇官。1868年1月17日，实施“三职七科”行政制度，所设置的七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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