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安宁有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对国家公共权威也有了重新的渴求，也就有了国家的重建。

    国家的重建表现为王权的强大、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表现为国家观念的出现与成熟。扩张王权与发展政治制度首先就是对地方主义的克服。国家公共权力逐渐深入而持久地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生活，封建割据势力让位于国家有效而统一的行政系统，即作为主权国家的重要主权之一--内部主权的实现。要确立内部主权既有理论上的困难，更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当时的人们虽然往往以身体喻国家，国王及国家是头，身体的其他部分应该听从头的指挥，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为国家一起工作等，但一涉及到地方利益就另当别论。使普通群众感受到国家的权威，使他们的狭隘的地方观念与地方主义变成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使他们对地方的忠诚变为对国家的忠诚，这些目的的达到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削减乃至最后完全剥夺地方中心的权利，收回各级贵族领主所曾经拥有的那些司法权、行政权、收益权等任务，不经历艰苦的斗争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欧君主政体的国家出现于1、15世纪，但它是13甚至12世纪以来国家重建的历史产物。菲力普四世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表明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作为封建主义核心的地方观念必须服从于领土的统一；封建主的权力必须为现实的民族性的王权所取代；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机构必须严加控制，地方领主权必须让位给全国性王权；甚至教会也必须克制自己，放弃世俗权力而让位给世俗政府‘。有这种意识并采取相应行为的当然不仅限于菲力普四世，英国的诸王、德国的一些皇帝都有过类似的行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历几个世纪的斗争，到晚期中世纪各国地方主义及地方势力逐渐为统一国家的观念和公共势力所代替。人们歌颂和赞美的不再是地方主义的狭隘观念，而是国家、民族与国王。1世纪初一位法国诗人对菲力普五世（1316－1322在位）大加赞美，尊称他为‘一位牧羊人，而不是一只狼‘。在诗人看来君主的统治意味着为社会造福，而不是为特权阶级谋利益，所以他对菲力普五世说‘人民是你的助佑者‘。

    对普世主义的克服表现为国家观念超出了宗教观念国家权力超出宗教权力，即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世俗化。从13世纪中叶开始，教会对人民的控制，对国家的干预都远不如从前，其普世的统治效果也大为削弱。人民对世俗政府的忠诚与服从的习惯已经确立，人民愿意为了国家而非如从前那样为了教会而牺牲其财产甚至生命。1世纪帕度阿的马西留斯著《和平保护者》一书，主张教会在政治上的权威应该剥夺，而国家对其子民，不论世俗或教会，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信仰上统一的教会，应该在政治上划分出多个国家的教会，它们忠于各国的世俗统治者，而非忠于教皇。这样的对主权国家的歌颂与忠诚，使普世主义的精神再也不能控制人们的头脑。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1303在位）与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菲力普四世公开斗争时，他发现没有人支持他。法国的三级会议支持国王与教皇的抗争，一些法学家在研究古罗马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的学说。他们认为，一国的教会应该服从于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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