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及人类起源的命运。这类知识部分通过理性而获得，但并不全面，必须由启示加以扩展。启示在《圣经》之中，《圣经》是惟一最高的权威。哲学家罗素对阿奎那的评论虽然有些苛刻，却也颇有见地，他认为：“阿奎那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他并不是在探究那些事先不能预知结论的问题。他在还没有开始哲学思考之前早已知道了这个真理。……给预先下的结论去找证据，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诡辩。”罗素当然是对的，只是有这种诡辩特征的哲学家又岂止阿奎那一个。整个经院哲学几乎都是这种诡辩的产物，这是由它的方法与哲学探讨的内容（神学）所决定的。如作为与阿奎那针锋相对的经院哲学家的约翰·邓斯·司各脱（1265－1308）及其学生奥卡姆（约1290-139），他们是最有才华的辩证法论者，他们虽然在具体的一些观点上与阿奎那不一样，但实际上仍然都是经院哲学的产物，是诡辩的产物。

    经院哲学的方法上的矛盾决定了它作为哲学必然走向衰落。它与12、13世纪的社会现实相脱离，它贬低劳动者，从而使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相分离，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其他劳动者的休戚相关。它提倡中庸，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积极向上狂热冒险的精神也不符。如果纯从方法上来看，它过分强调辩证法，这必然产生漠视事实与科学。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的意义，是经院哲学的突出特点，它们发展到极至时，就显得空洞琐碎甚至无聊。从安瑟伦以来的经院哲学所努力去做的，是维持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但根本的症结是神学以信仰为根基。将理性引人神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一段时间上加强了神学的地位，但最终理性会破坏信仰。从纯粹神学和宗教的目的来看，一个被讨论和证实的上帝，其全知全能的属性就没有了。所以晚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滋生出反理智主义，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及其学说遭到不断的抨击与批判。一切都走向信仰。1、15世纪之交的巴黎大学校长约翰·热尔森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空虚、徒劳与窘迫。……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不仅如此，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达到所谓科学的高度。要维持信仰与理性的平衡，限制了他们对理性的理解与运用。理性不仅仅是词语概念的游戏，它更依赖于事实，依赖于实践。没有实践的理性的高楼是要坍塌的。“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最重要的是，在寻求新的证据时，他们发展出了观察与实验的方法。经验论就这样破土而出，像罗吉尔·培根（约121-约129）这样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哲学家的出现，实际上预示着经院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衰落。当理性再也在其中找不到位置，当实践被忽视，当哲学家们继续纠缠于抽象永恒的真理的讨论，当哲学失去与历史的联系，当哲学家们满足于探讨“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立几个天使”这样的逻辑证明时，当哲学家们甚至连这样的抽象而繁琐的论证也不再做了，干脆让位于空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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