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灵魂纯洁。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规定，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这样“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在博洛尼亚、萨莱洛、巴黎和伦敦等地，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城市是他们展示自己个性与才华的竞技场。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成功使他们声望日隆，追随者日众。写作则能够抒发他们的性情，使他们的声名流传久远。学者们的教学一般是围绕神学来进行的。神学是主体，其他如辩证法及异教作家作品的教学都是为神学服务。学者与学者、教师与教师之间因此充满残酷的竞争，文人相轻，并非中国所独有。成功的有声望的教师往往从者如云，盛况空前，而失败的教师则只能黯然退去。伟大的阿贝拉尔（1079—112）从布列塔尼乡下初次来到巴黎时，就同当时最有名望的尚波的威廉发生激烈冲突。阿贝拉尔被逼得离开巴黎。但几年后他又回到巴黎，这回他将威廉的学生全部吸引过来。可怜的老威廉受不了打击，放弃了授课，到修道院去了。而阿贝拉尔则正好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风光无限。阿贝拉尔曾刻薄地描述他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伦（他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讲课的感受：

    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修养，还不如说靠他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较有把握，离开时却更感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他说起空话来倒是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

    阿贝拉尔自然不愿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而同时期的英国人丹尼尔则对巴黎的那些教师极尽挖苦之能事：

    我在巴黎逗留期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在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画星号或叉号。他们的无知使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

    可见当时的学者很有些瞧不起人的风气，而且都自视甚高。一位学了9年文法现在成了所谓学者的人，很是志得意满，且听听他的自吹自擂：“我确实是一位极其博学之士。我有两间大屋子，里面满是书本。尽管现在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我每天与它们亲近。在这个尘世上再也没有我所不曾拥有的书了，而且我离开了学校，则普天之下再也没有如我这般渊博之人了。……我知道如何对话，如何写作。”其狂妄自大可见一斑。

    我们很难勾勒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肖像，因为他们是些个性鲜明且命运遭遇迎异的人物。有不少人批评当时的宗教界及世俗界的一些显贵，也有不少人的目光盯着那些位置，他们的批评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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