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置之不理或者干脆起而抗争。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慢慢地表现为教学和学习的外在形式上，即表现为教学上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的获得实际上是当时城市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仅表现为反对教会势力，也反对世俗的权威与势力。在斗争中僧俗两界的权威不得不做出让步。1213年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的权利，这一权利被转移到大学教士手中。1219—1231年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在牛津，林肯大主教起先还能控制大学，但后来则学校总监被大学所接收，由大学选举。博洛尼亚大学主席的职位由主教或副主教来担任，但他满足于主持授予仪式之类。王室也与教会一样力图控制大学，很清楚这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声名。但他们的控制也是不成功的，巴黎大学甚至发生学生与国王的警察的流血冲突，许多学生死于冲突之中，学校大罢课达两年之久，最后于1231年获得自主权，圣路易承认了大学的独立。英国牛津大学在121年无地王约翰时期获得其最早的自由。显然，大学的成长与斗争是相伴随的，没有他们的斗争与自主权的获得，大学也许永远是受教会和地方势力控制的傀儡教育机构，而不能成长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更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的兴起不仅仅是那些创办教育扩大教育者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奋斗与斗争固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是教育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的攻击与批评的副产品，换言之是当时的那些攻击与批评刺激了大学的兴起。当时的批评者涉及各个方面，他们中有修道院改革者、人文主义者、沙特尔主义者、道德家。他们批评的出发点与角度可能不一样，但都对大学的兴起起了一种促进作用。如修道院及一些教会是反对世俗教育的，世俗教育不仅威胁到教会的生存，甚至表现出某些不同于正统的宗教精神的异端性质，因此教会要控制和抑制教育的发展，他们最为反对的是城市学校教育的扩展，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们干脆拒之门外。这一政策与行为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关注社会教育的需要，而将其让给修道院外的学者们，于是后者的纯洁性得到保障，使他们能够组成类似于行会的社团组织。而人文主义者和沙特尔主义者等的批评又从另一方面使大学走向成熟。应该承认，学校教育当时只是为了对一些人进行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学一点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并使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这本无可厚非，但这一目的和方向被批评者批评为教育知识的堕落。学生们学习的只是“赚钱之艺”，它与教育的崇高目的相距甚远。批评者认为真正的学问与职业培训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应该是追求比满足个人野心更为崇高的目的。看来，批评者们所追求的是教育的理想与价值。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在各种布道、演讲及其他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以期改变学校教育的现状，他们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教育的改革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批评与努力，才使大学有了更为成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所以最近有学者研究认为，大学的兴起不是因为要满足专门的实际知识的需要，恰恰相反，它起源于对这些压力的反抗。起源于为了追求作为大学的教育的理想，即大学的胜利是高等教育理想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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