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权三司度支判宫宋祁上硫说；“天下厢军不择弱小魁弱而悉刺之，终图供役，本不知兵。”这些素质很差的厢军，不少州郡用于运输官物或服杂役；州郡官衙馆舍也由厢军修建，有的州郡官吏甚至用厢兵制造商品出售牟利，而不用于打仗。

    宋代主要的兵种禁兵和厢兵都是招募来的。宋统治者总是在灾荒的年头，于受灾地区大量招兵，且规定官吏招兵多的有奖。因此，失业讥饿的“亡命”或“流民”，大量被招收充当土兵。宋太祖就说：这种募兵养兵政策，可以取得“百代之利”，使“天下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凶年饥岁，则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这样自以为得计的措施，使军队的数量使不断增加。北宋仁宗时主客户口数约二千二百万，募兵数却激增到一百二十五万，占了全国入口的二十分之一。人民自然负担不了日益庞大的军费。

    宋代统治者还在农民中强迫抽丁以为乡兵。“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县令，互授民口，虽老幼不得兔。朝廷时常借口防边，下令籍民为兵，或三丁抽一，或两丁抽一，五丁抽二。乡兵的粮饷器械均由本乡自备，不隶军籍。应征农民要在手臂上刺字，名曰“刺义男”。目的是让他们充实边防。大量募兵和大批抽丁的结果，迫使人民离开土地，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而各路州县和边境上的大批厢兵、乡兵和蕃兵却只服杂役，极少训练，实际变成了不作战的役兵，因而导致地方“日就困弱。宋代最精锐的禁军也是骄横怠堕，战斗力不强。所以宋真宗时王禹傅便说：“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知兵也。”

    宋代召募来的士兵，其实不过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即使进了兵营，同样过着囚徒似的生活，脸被刺上字，叫作“面涅”。士兵脸上刺字，在唐及五代时就有了的，主要是防止士兵逃跑。土兵另有军籍称为“赤籍”，人们因此称士兵为“赤佬”。（忽然想到江南方言中有骂人为“赤佬”的，不知是否来源于此？）此外，宋代还经常刺配罪犯从军，这就更加影响了士兵的社会地位，使矛盾激化。不准军卒喝酒、吃肉，又要经常调动，轮番到边远地区戊守，说是三年一换，实际上往往超过三年而不调换。军官还经常克扣军饷，或者拖欠不发。禁军尚且如此，厢军就更不用说了。宋代的禁军本来是供战守，而厢军供杂役，但事实上禁军也从事杂役，生活并不比厢军好多少。

    逃亡是宋代士兵反抗统治者的一种斗争方式。北宋末微宗祟宁年间“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干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而“近日熙河(今甘肃)一路逃者几四万。”宋政府对逃亡士兵的处罚是很至的，逮捕回来就要处死。后来由于逃兵越来越多，死罪也无法制止，宋政府被迫把宋初士卒逃亡一日处斩的法令改为三日，再改为七日，最后更放宽至“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使支口券今归本营。”原来规定官吏捕获逃兵有赏的法律，也改为招诱逃兵回营有赏。如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规定：“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衢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干人以上取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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